此前，国家教育部官网公布的《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》中显示，到2025年新材料领域人才需求将增至1000万人，人才短缺量则将达到300万人。并且，比起欧美发达的科技大国，我国高精尖领军人才尤为短缺。从量到质的失衡，新材料产业在人才建设与创新方面遭遇着深度挑战。

站定发展维度来讲，人才是产业发展的三架马车之一，高校则是人才培育的摇篮。

为深入实施“中国制造2025”战略，加快推动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，促进材料产业高层次专家作用发挥和人才队伍建设，10月26日，“新材料产业高校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新思路、新方法”圆桌会议在珠海盛大举行。

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陈静波、哈尔滨工业大学（深圳）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李明雨、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梁叔全、厦门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刘兴军、深圳大学材料学院院长王雷、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邓海到场围桌论道新材料产业人才瓶颈，并献计产业人才培养与高校创新新思路。

首先，针对新材料产业人才产生大缺口的原因，各位院长从多角度上进行剖析，并提出相关建设性解决方案。

陈静波：300万的人才缺口，追其根源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工匠精神的缺乏，因此拔尖人才短缺现象紧迫。但随着我们国家的进步，这些问题会慢慢得到解决。

李明雨：针对当前国家教育部发布的新材料领域人才短缺量达到300万，这么大的缺口按道理是不应该存在的。因为我们国家的高等院校，所有学校都有材料学科的人在培养。
但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或许原因就像刚刚结束的十九大说的，人们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极不平衡的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。以材料学科学生毕业就业做比拟，材料企业能够提供的各类待遇与高校人才的期待中间有落差，这与信息、金融等其他行业比之不足。因此，材料学院毕业的学生，很多选择了改行。在哈工大深圳校区，我们培养出来的材料学科学生改行的就有不少。
这方面，我想随着我们国家新材料行业企业的发展，企业利润的增加以及慢慢与通讯、电子、信息等贴近行业进一步渗透，这个缺口将会逐步补齐完善。而针对人才培养的高质要求，哈工大深圳校区建本科校区的时候，是在全球范围内募集教师。现在整个专业里，和制造业、计算机、通信相比。材料学科从欧美回来应聘的是最多的，而且他们的科研水平与成果都非常优秀。有这么优秀的师资团队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我们是没有问题的。

梁叔全：人才缺口的衍生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高校培养的人才可能跟市场的契合度有偏差。论规模，中国材料人才不是不够，比起国外是大大的过了。在中国，随便拎出一个材料大学来，老师学生加起来都是好几千人。但在欧洲，唯一一个有材料学院规模担当的牛津大学材料学院，也不过几十来人，完全无法同比语焉。
但现实就是，在这样一个特殊发展时期，中国高校却感觉压力山大。一方面，既要培养传统企业升级改造模块的人才，另一方面，还要培养、追赶、领军全球人才。那么，站上一个更高的高度，光一个大学，或者光我们学材料的人是没办法独立完成的。当然，不是我在推卸责任，而是这必定需要包括政府、企业、投资机构、媒体在内的力量共同来引导与参与。

刘兴军：报告上说，材料行业缺人才，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。第一，标志着我们材料行业领域的快速发展。第二，我们缺的并不是总量上的人数，而是筛选后的人数。实际上，这涉及的是产学研用脱节的问题。换言之，高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发展中需要的人才不匹配。
当下，整个人才培养包括就业，跟我们原来的模式不一样，它是一种市场经济的模式。以前我们是计划经济，哪个钢厂需要多少，培养多少人才，我们就分配过去，这种是按计划、按需培养。现在不一样，我们培养了这么大的规模，但最后它的选择却不是必须到对口行业。所以，这间接导致现在整个材料行业人才出现缺口。
问题在哪里？我觉得有两方面。第一，整个高效人才培养的模式没有与时俱进跟上大趋势。比如实习次数的减少，从以前至少三次到现在一次都是走马观花。    第二，高校人才就业达不到企业的需求，一定程度上与企业后续培训工作没有做到位有关。所以在这点上，企业也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。
因此，厦门大学做了反思。在校期间我们分成两个班，一个是国字工程班，直接链接企业；一个是未来科学家班，专搞学术。通过这种个性化培养，某种程度上解决人才不对称、不匹配的问题。

王雷：灵活培养、特色培育，这是个很好的方法，深圳大学也有效仿。
通过我所调研的近四五年来深大材料学院毕业生出现的情况，发现本科生基本上坚持材料专业的，一般就是30%左右。在深圳材料企业比较多，总体情况还算乐观，研究生基本上都在90%以上，人才量还是比较饱和。
虽然说深大既不是985又不是211，但总体发展也很快。而且这两年我们的本科生的招生已经超过了很多的211和985的学校。所以，我在这里也呼吁一下，企业家们在招聘的时候，除了从985、211学院渠道，也可以多关注一些在材料领域同样拔尖的重本院校学生，扩大招生源，或将一定程度缓解缺口大的燃眉之急。

邓海：我回国时间不长，但也对比了一下国外的情况。说到人才短缺，其实菜鸟级的人才中国不缺。但企业的定位有些偏高，它希望有这样的人才，一来就可以做项目。这样期盼对学生来说，是不切实际的。在学校，大家都围绕学术课题做事情，总不可能要求他就立马接地气儿，对市场一应百应吧。国外在这点上就不一样，国外招人，他甚至可以招完全跟你技术无关的，企业来培养。所以，那些小的创业公司说找不到人才，这一点上其实是做法有问题。
还有一点，我跟中国很多学生接触过，却感觉他们很迷茫，一腔热情进大学，然后灰溜溜地出大学。兴趣没了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事实上，人才的承载很多时候是自我的修炼，在这点上，我们可以尝试给学生进行多一点的引导。

随后，针对产学研用脱节的问题，院长们现场头脑风暴，对创新人才的培育新思路及新方法做出了发散性探索。

邓海：我刚回来两三年，体会颇深。首先，国内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以及要求，是没法和国外企业相比的。深究到高校，原创的质造变成了量的制造，如此便没了核心的竞争力。人家的东西一出来，你就跟随模仿，最终就不断陷入同质化，继而被架空。没有核心技术作为竞争力的产业，缺少支撑点，很难走远。但这个问题，目前在中国一时半会还很难解决，也不能操之过急。

王雷：对于这种脱节现象，我是比较乐观的。在我看来，这应该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，因为原来国内的基础研究比较差，现在慢慢变好以后，逐渐和企业有了结合的点，并且还将越来越密切。而在这之前，正因为基础研究没做好，结合起来比较困难。所以说，这也是一个必然阶段。
另外，对于人才培育上，向综合型方向发展。现在社会、就业环境对人才的评价体制正在一步步升级，多技傍身会更为吃香，也更容易适应市场机制。另外，借助大众创新万众创新这样好的大环境，逐渐把实习机会增加，让学生尽量、尽早、尽多去实习锻炼，有了时间与经验的缓冲，他也可以更好的调整和提升自己。

刘兴军：我分析一下脱节的原因。在座很多做企业、搞投资，企业所需求的技术，基本上成熟度都是在60%以上。但是，学校所能提供成熟度基本在30%以下，它顶多是原形，并不是产品。可能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会比较清楚，在计划经济的时候，有各个行业的研究所，这些研究所承担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中间的转换，是国家做支撑保证的。但现在是市场经济，原来的研究所已经没有承担这个的责任，已然完全被市场化，没有了任何的功能、职能。如此，我们的成果转化放在哪里？高校被新加注了社会服务的职能，但却不是那么容易便能担此重任的。
怎么去衔接？在我看来，政府、高校、资本甚至包括企业可以结合一起共建若干个研究院和研究所做转化，这是未来高校和产业一个重要的结合点。产学研发展除了需要锦上添花，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。这样，才能更好的应用于产业，造福于终端。

梁叔全：实际上，在西方产学研用脱节现象同样存在。只不过，中国更为严重。但个人觉得不能操之过急。现在很多人都比较着急想多快好省，但这个省不了。假设说有一个成果很成熟，能去转化，他不可能不去转化，现在都是市场化透明开放的年代，大家应该静下心来做的是什么？三个任务。一、重视、重塑工匠精神。二、多投入当前成熟度比较高的高科技，不断投入，并且尽快形成生产力。三、不断引领颠覆性创新、破坏性创新。

李明雨：首先，脱节我承认是存在的。不过，我也认为应该适当脱节。高校不能因为企业的需求就一味去迎合它，形成市场导向，用户导向。这样我们的教育就没有太大意义，同样，也不利于科技技术的持续性超前发展的。失了魂，高校研究与材料研究跟生产才会出现真正的脱节，高校一定要超前于产业发展的需求。
另外，在人才培育方面补充一点。企业是大学生毕业以后另外一个的社会大学，中国企业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，应该在企业里给予适当教育、适当缓解，这样产学研用脱节问题才能妥善解决。

陈静波：针对产学研用脱节问题，个人建议应该成立一些类似“技术转移中心”或“知识转移中心”之类的专门机构，专业从事产学研用合作的推进工作。